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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大寺初建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末期毁于战火。此后在东大寺重建过程中，由于日本工匠无力修复，１１８１年，总负责人重源委任陈和卿为总技师，担当重建东大寺重任。陈和卿指挥两国匠人以《营造法式》有关的形制和制作工艺，采用当时中国先进技术复兴东大寺。东大寺南大门木柱为陈和卿与重源大师亲自到山口县德地山中挑选的木材。陈和卿把明州的石雕技术和建筑样式源源不断地引入日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东大寺南大门的“大佛样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同宁波保国寺大殿基本一致。
镰仓时代的日本，尽管佛像雕刻已出现新流派雕刻师，但在修筑因兵灾而损毁的东大寺大佛时，仍须依靠陈和卿的技术指导。１１８５年，东大寺大佛修复。东大寺钟楼为荣西于１２０６年按照天童寺格式建造，钟楼总体上为天竺样式，细部采用禅宗样式，是日本天竺样式向禅宗样式的过渡形式。与陈和卿一起赴日的另一名著名建筑师伊行末不但参与东大寺南大门、大佛殿重建工作，定居日本博多津后，从事石作，般若寺十三重石塔为其所建。伊派石作集团成为南宋明州赴日匠师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遗留至今的东大寺的石狮子就是最好的例证。石狮子，分东、西方雌雄两座。它们矗立于南大门北侧，面北背南，入口处各一尊。其中，东方像高１．８０米，西方像高１．６０米，分别被安置在高约１．４０米的华丽底座上。两具座狮（蹲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底座四周雕有含苞欲放的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图案，技艺精湛。并且，其上下配有莲瓣，下端刻有隅撑的脚台，底座基台雕有复杂的云纹图样。另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值于大唐所买来也，运赁杂用等凡三千石也。”这说明，日本本土石材很难雕刻，因此特意从明州鄞县梅园买来石料建造雕像。《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还记载：“建久七年，中门石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据此可知，１１９６年，来自宋朝的六郎等四人，建造了东大寺南大门两侧的石狮、佛堂内的石造胁侍菩萨和四天王像。此处的“六郎”，是排行的称呼，并非真名。这四人中，能够证实其真实姓名的只有“伊行末”，“六郎”即是“伊行末”。上述建筑、石刻现均为日本国宝，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荣西于南宋绍熙元年（１１９０）随天童寺虚庵深造，由于学禅卓有成效，宋孝宗曾赠以“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在留学期间，在天台山万年寺亲自营造了山门的两廊及智者大师的塔院，荣西在天童寺学禅时曾帮助建造天童寺千佛阁，千佛阁在荣西的支持下，修造三年而成，而他本人从中边学习边实践，同时学得了宋式禅院的建筑技艺，学到了丰富的建筑营造技术经验，他回国后模仿了宋代的禅刹，在日本京都、镰仓等地建造了一批明州风格的著名寺院，在博多修建了圣福寺，在镰仓修建了寿福寺，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日本出现了兴建宋式禅寺的热潮，并仿南宋的“五山十刹”，先后修建起镰仓和京都的“五山十刹”，这些寺院遂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中心。
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道元为荣西的再传弟子。１２２３年，他入宋求法。道元拜在天童寺方丈长翁如净的座下学法。如净，字长翁，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重打坐，主张以心传心，见心成佛。道元见他之后第二年，即被定为嫡子，学习曹洞宗禅法。道元归国后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始祖，他于天福元年（１２３３）在山城修建起兴圣寺，僧堂完全按照宋式风格，移植并仿造了“明州式”建筑。宽元二年（１２４４），道元遵照如净遗嘱于福井越前创建“吉祥山大佛寺”，四年改名为“永平寺”，寺院平面布局按宋时明州天童寺格局建造，呈禅宗寺院布局，故又有“小天童”之称，“明州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中的又一种新的布局与样式。
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正式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此后，长崎港与宁波港对口贸易发展迅猛。长崎港是日本锁国时惟一的通商口岸。《唐船方日记并配铜帐》还详细记载了宁波商船活动的详细情况。大批商人、工匠赴日，把宁波的建筑技术也全盘移植到长崎。如长崎的崇福寺，系专门供奉妈祖的寺庙，是承唐宋之传统，把建筑成套地输出的典型实例。寺内大殿、护法堂、钟楼、鼓楼都是明末清初的“宁波式”典型建筑。其中崇福寺“第一峰”山门为宁波建筑师在宁波完成构件全套制作后，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运至崇福寺并组装完成。现存的“第一峰”山门为日本国宝。
黄定福，现为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文物博物副研究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文博学会会员，宁波市文化研究会会员和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宁波建筑史研究。代表作《宁波天宁寺塔唐代特征初探》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古建园林技术》。专著有《宁波近代建筑研究》、《奇构巧筑宁波建筑文化》等。近日，黄定福受邀在甬上枫林晚书店为书友带来一堂主题讲座。他从宁波古建筑中提取了一系列与东亚相关“密码”，提示宁波建筑风格历史上在东亚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当年明州建筑风格在日本显现，还是日本僧人在宁波修禅建寺，这一切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实现的。
日本东大寺初建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末期毁于战火。此后在东大寺重建过程中，由于日本工匠无力修复，１１８１年，总负责人重源委任陈和卿为总技师，担当重建东大寺重任。陈和卿指挥两国匠人以《营造法式》有关的形制和制作工艺，采用当时中国先进技术复兴东大寺。东大寺南大门木柱为陈和卿与重源大师亲自到山口县德地山中挑选的木材。陈和卿把明州的石雕技术和建筑样式源源不断地引入日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东大寺南大门的“大佛样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同宁波保国寺大殿基本一致。
镰仓时代的日本，尽管佛像雕刻已出现新流派雕刻师，但在修筑因兵灾而损毁的东大寺大佛时，仍须依靠陈和卿的技术指导。１１８５年，东大寺大佛修复。东大寺钟楼为荣西于１２０６年按照天童寺格式建造，钟楼总体上为天竺样式，细部采用禅宗样式，是日本天竺样式向禅宗样式的过渡形式。与陈和卿一起赴日的另一名著名建筑师伊行末不但参与东大寺南大门、大佛殿重建工作，定居日本博多津后，从事石作，般若寺十三重石塔为其所建。伊派石作集团成为南宋明州赴日匠师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遗留至今的东大寺的石狮子就是最好的例证。石狮子，分东、西方雌雄两座。它们矗立于南大门北侧，面北背南，入口处各一尊。其中，东方像高１．８０米，西方像高１．６０米，分别被安置在高约１．４０米的华丽底座上。两具座狮（蹲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底座四周雕有含苞欲放的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图案，技艺精湛。并且，其上下配有莲瓣，下端刻有隅撑的脚台，底座基台雕有复杂的云纹图样。另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值于大唐所买来也，运赁杂用等凡三千石也。”这说明，日本本土石材很难雕刻，因此特意从明州鄞县梅园买来石料建造雕像。《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还记载：“建久七年，中门石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据此可知，１１９６年，来自宋朝的六郎等四人，建造了东大寺南大门两侧的石狮、佛堂内的石造胁侍菩萨和四天王像。此处的“六郎”，是排行的称呼，并非真名。这四人中，能够证实其真实姓名的只有“伊行末”，“六郎”即是“伊行末”。上述建筑、石刻现均为日本国宝，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荣西于南宋绍熙元年（１１９０）随天童寺虚庵深造，由于学禅卓有成效，宋孝宗曾赠以“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在留学期间，在天台山万年寺亲自营造了山门的两廊及智者大师的塔院，荣西在天童寺学禅时曾帮助建造天童寺千佛阁，千佛阁在荣西的支持下，修造三年而成，而他本人从中边学习边实践，同时学得了宋式禅院的建筑技艺，学到了丰富的建筑营造技术经验，他回国后模仿了宋代的禅刹，在日本京都、镰仓等地建造了一批明州风格的著名寺院，在博多修建了圣福寺，在镰仓修建了寿福寺，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日本出现了兴建宋式禅寺的热潮，并仿南宋的“五山十刹”，先后修建起镰仓和京都的“五山十刹”，这些寺院遂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中心。
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道元为荣西的再传弟子。１２２３年，他入宋求法。道元拜在天童寺方丈长翁如净的座下学法。如净，字长翁，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师，重打坐，主张以心传心，见心成佛。道元见他之后第二年，即被定为嫡子，学习曹洞宗禅法。道元归国后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始祖，他于天福元年（１２３３）在山城修建起兴圣寺，僧堂完全按照宋式风格，移植并仿造了“明州式”建筑。宽元二年（１２４４），道元遵照如净遗嘱于福井越前创建“吉祥山大佛寺”，四年改名为“永平寺”，寺院平面布局按宋时明州天童寺格局建造，呈禅宗寺院布局，故又有“小天童”之称，“明州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中的又一种新的布局与样式。
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正式在宁波设立浙海关。此后，长崎港与宁波港对口贸易发展迅猛。长崎港是日本锁国时惟一的通商口岸。《唐船方日记并配铜帐》还详细记载了宁波商船活动的详细情况。大批商人、工匠赴日，把宁波的建筑技术也全盘移植到长崎。如长崎的崇福寺，系专门供奉妈祖的寺庙，是承唐宋之传统，把建筑成套地输出的典型实例。寺内大殿、护法堂、钟楼、鼓楼都是明末清初的“宁波式”典型建筑。其中崇福寺“第一峰”山门为宁波建筑师在宁波完成构件全套制作后，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运至崇福寺并组装完成。现存的“第一峰”山门为日本国宝。